大学之说念——传统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高级诠释（上）
陈平原
(转自www.aisixiang.com)
二十世纪中国念念想文化潮水中，“欧化”最为澈底的，当推诠释——尤其是高级诠释。当天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旅途，乃异邦货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因而，尽管诠释史家心爱筹商“四千年的中国大学诠释”，古今中外“大学”之弘大互异，依然使得二者很难同等看待。这其实恰是本世纪中国大学诠释的逆境场所：得手地移植了西洋的诠释轨制，却谈不上很好地禁受中国东说念主迂腐的“大学之说念”。
积弊已久的传统中国诠释，其“无裨实用”，在晚清，成为传播福音的宣教士和寻求富强的士医生采集膺惩的靶子。时东说念主之“破旧”，主要膺惩的是科举取士；至于多样书院之好坏得失，反而无暇细究。仅仅在新学制依然创立的二三十年代，有过研究书院的小小高潮。而后，又是恒久的千里寂，直到八十年代方才有修起的迹象[1]。可即便如斯，当天中国的大学，依旧是西洋模式的一统天地。这就难怪Ruth Hayhoe在形容百年中国大学诠释过程时，用了一个摄人心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奏凯。”[2]
但这不等于说，本世纪中国的诠释家，不曾有过模仿书院教会、推崇传统诠释精神的愿望与致力于。本文借勾稽康有为、章太炎、唐文治等十位身兼诠释家的学问家或政事家意会中西诠释的尝试，探讨精神渗入与轨制拓荒之间的弘大张力，力求为二十一生纪中国大学的健康成长提供也许是不成或缺的念念想资源。
一、书院之远逝
废科举，开学堂，育东说念主才——这险些是晚清志士的共同念念路。不对在于具体政策，尤其是怎么看待源源而来的书院。“样子多艰，需材尤急”，无法分娩坚船利炮的书院，其教会主见及培养决策，非改不成。于是，出现了三种颇有互异的聘用：
1） 整顿书院，加多西学课程（胡聘之等）；
2） 保留书院，另外创设讲务实学的新型书院或学堂（廖寿丰等）；
3） 请皇上发布诏书，“将公私现存之书院、义学、社学、学塾，皆改为兼习中西之学校”（康有为等）。[3]
取消书院，以便采集东说念主力财力，发展新诠释，这一“兴学至速之法”，从郑不雅应最早建议，迭经胡燏棻、李端棻、康有为等的一再奏请，终于成为最高统率者的谕令，通行世界。其间虽有反复，但秋风日紧，大树摇荡已成定局。
科举取士与书院教会，二者既有筹商，但更有差别。明清两代，科举轨制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历害抨击；到了十九世纪末，更成了中国过时挨打的“罪魁罪魁”。不错说，取消科举取士轨制，起码在学界，已有恒久的表面念念考与公论准备。而破除书院的决策，则是匆促作出的，朝野高下，并莫得考究征询过。当初之是以如斯决断，主如若为了救急——将原有款项移作兴办学堂之用，以便尽快培养出不错“富国强兵”的“灵验之才”。这就出现了一个令后世史家深感困惑的场面：历来习惯迈四方步的中国东说念主，倏得间悉数小跑，放胆了沿用千年的书院轨制，并且不吭一声。正像诠释史家舒新城所怀恨的，“光绪二十四年以后的改换诠释论者，并无一东说念主对于书院轨制等有详密的膺惩或品评”[4]。这里的“并无一东说念主”，乃激怒之言。骨子上，有过个别的纳降，只不外东说念主单力薄，于事无补。比如，章太炎便对如斯“急功近利”的“兴学”，等于怂恿朝廷统揽诠释大权、催逼诠释全面欧化，有特地强烈的品评[5]。
单就标语而言，晚清以降，诠释改换的倡导者，险些莫得主见“全盘欧化”的。康有为对持将“上法三代”放在“旁采泰西”之前，张百熙亦然先“上溯古制”，后才“参考列邦”[6]。可这些交流中西的致力于，临了都基本上幻灭。翻阅晚清及民国的种种学制，除了在“主见”部分抒发调遣传统伦理说念德的强烈愿望外，轨制拓荒方面险些只可“旁采泰西”。原因是，上古学制的准确神情，今东说念主难以把合手，更谈不上将其说念入晚清的学制翻新。北大校长蔡元培另出新招，但愿以“孔墨诠释之精神”，来补充西洋大学体制；清华校长梅贻琦则重提“大学之说念，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7]——可这都是二十年代以后的事，其时书院依然冉冉隐入历史深处。
清末民初的诠释改换家容或纵论茫乎肮脏的“三代之学”，而不想触及近在目下的书院之好坏得失，可能有不得已的悲凉，比如，不肯意“穿新鞋走老路”，或者记挂旧体制因而“滞滞泥泥”等。可这样一来，传统中国的诠释精神，被高悬云霄，无法介入本世纪初极富激情与瞎想力的轨制翻新。仅仅在新学制依然统统设立，书院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诠释家们方才回过神来，对书院的消极退场示意极大的缺憾。比如，以提倡新文化著称的胡适便如斯大发感触：
书院之废，果然是吾中国一大不平定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至当天。[8]
大略与此同期，胡适的好友、不异留好意思记忆的陈衡哲、任鸿隽配偶联名发表《一个改造大学诠释的提议》，绝顶标举中国的书院精神，但愿将其与西洋大学轨制相都集：
咱们认为当参合中国书院的精神和西方导师的轨制，成一种新的学校组织。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东说念主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家以讲学行谊相呐喊，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特地的研究，就是习尚上也有无形的回荡，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邋遢的湖州，都是一例。可是书院的组织太轻便了，目前的时期，不但莫得一个东说念主不错博通众学，赋闲几百千东说念主的但愿，而目前肄业的法子，也莫得一东说念主而灌注几百东说念主的可能。要调停这个缺陷，咱们不错兼采西方的导师制。就是一个书院以少数教者及少数学者为主体；这个书院的先生，都有旧时山长的经验，学问品行都为学生所敬服，而这些先生也对于学校（生）的肄业、品行两方面，平直负其带领陶熔的包袱。[9]
取大学贬责之组织与书院教会之精神，二者浑然一体，这一主见，同上述梅贻琦《大学一解》中的说法，倒是一辞同轨。
胡、梅、陈、任各位，均为留好意思学生，尚且对行将远去的书院“依依不舍”，那些在国内完成学业者，当更有感触。出生杭州诂经精舍的章太炎强烈抨击朝廷一律废书院改学堂的决策，以及江阴南菁书院出生的唐文治之自力创办无锡国粹专修馆，都与其学术配景大联系联。至于谢国桢、金景芳、钱仲联等之鼎力赏赐书院教会传统，也与其早年扈从梁启超或就读复性书院、无锡国专密不成分[10]。可通盘这些，均仅仅个东说念主当作，其范畴与成果，无法与当初摧枯折腐的学制翻新相相比。
“此情可待成追忆，仅仅其时已戚然。”擅长“以史为鉴”的中国粹东说念主，在追怀日益远逝的书院的同期，开动“拨乱反治”。于是，为二十世纪中国高级诠释，提供了一说念不太忽闪但也无法统统忽视的“征象线”。那等于：借书院改造大学，或重建依然失意的书院。
二、模仿书院的致力于
晚清的诠释改换，康梁师徒无疑是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不单因其鼎力提倡，促成了书院改学堂诏令的颁发，更因其办学实际——广州的万木草堂和湖南的时务学堂，突显了从传统书院向当代学堂的过渡。
康有为之讲学万木草堂（1891—1898），以孔学、梵学、宋明理学为本，以史学、西学为用，课程设立及教会方式颇多翻新之处。弟子梁启超《南海康南海传》第三章“教会时期及讲学时期”的详细不无酷好：
中国数千年无学校，至长兴学舍，虽其组织之完备，万不逮泰西之一，而其精神，则未多让之。其见于景观上者，如音乐至兵式体操诸科，亦皆属独创。[11]
万木草堂之“亦中亦西”，很可能并非自发的追求。康氏的梦想，乃负重致远追摹西方，仅仅囿于主事者的常识结构，方才弄得这般“半中不西”。之是以如斯立说，因《大同书》中对“大学院”的遐想，传统书院的影子涣然冰释。康氏心目中“大同之时”的大学，最谬误的几条，如“无一业不设特意，无一东说念主不有专学”、“虽有事于虚文，而必从事于实验”、“农学设于郊外，商学设于市肆，工学设于作厂，矿学设于山颠，渔学设于水浜，政学设于官府”、“二十岁学成，给卒业文凭而出学，听其服务”等[12]，都与传统书院的诠释精神以火去蛾中。
只可说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康氏万木草堂之亦中亦西，其新旧体制及精神的诸多缠绕纠葛，值得诠释史家考究探究。弟子梁启超的经营湖南时务学堂（1897—1898），基本上是依样葫芦。《时务学堂学约》之强调激越、养气、治身、念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行教[13]，不统统是康师家法，混合了一些“湖湘派别”的气息，或者是为了“在变通损益中赢得其生计权”[14]。但《时务学堂作业详确端正》对念书道及具体科蓄意遐想[15]，则彰着来自万木草堂。至于教会成果，则不妨借用杨树达的《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
惟我楚士，闻风激扬。乃兴黉舍，言储栋梁。礼延我师，自沪而湘。济济多士，如饥获粮。其诵维何？孟轲公羊。其教维何？革政救一火。士闻大义，肉痛国创。拔剑击柱，奋勇如狂。夫子诏我，摄汝色泽。救国在学，乃惟康庄。[16]
时务学堂的外课生李肖聃撰有《星庐条记》，称：“万木草堂教法，颇张陆、王而抑程、朱。梁终生守师说不变。”[17]我想补充的是，这里所说的“守师说”，不仅仅论学主见，更应该包括课程遐想与教会法子。
[1]《中国史学论文索引》（北京：科学出书社，1957）下编收录二三十年代对于书院研究的论文五十篇，作家有胡适、柳诒徵、盛郎西、谢国桢、陈东原、梁瓯第、班书阁、吴景贤、王兰荫等。此时候出书的专著有周传儒的《书院轨制考》（1929）、盛郎西的《中国书院轨制》（1934）和刘伯骥的《广东书院轨制沿革》（1939）。八九十年代出书的书院研究文章有：陈元晖等《中国古代的书院轨制》（1981）、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1982）、张正藩《中国书院轨制考略》（1985）、杨慎初等《岳麓书院史略》（198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1989）、朱汉民《湖湘派别与岳麓书院》（1991）、丁钢《书院与中国文化》（1992）、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李国钧等《中国书院史》（1994）、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1995）、陈谷嘉等《中国书院轨制研究》（1997）。
[2]参见Ruth Hayhoe 所著的 China’s University ，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Garland Publishing ， Inc.， New York，1996）第一章。
[3] 参见胡聘之等《请变历本院端正折》、廖寿丰《请专设书院兼课中西实学折》、张汝梅等《陕西创设格致实学书院折》、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及《清帝谕各省府厅州县改书院设学校》，均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诠释史贵寓》上册，北京：东说念主民诠释出书社，1961年。
[4] 舒新城：《近代中国诠释念念想史》第14页，上海：中华书局，1929年。
色情艺术中心[5] 参见拙作《章太炎与中国私学传统》，《学东说念主》第二辑，江苏文艺出书社，1992年。
[6] 参见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和张百熙《进呈学堂端正折》，均见《中国近代诠释史贵寓》上册。
[7] 参见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国粹生会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四卷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和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第13卷1期，1941年4月）。
[8] 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卷3期，1924年2月。
[9] 陈衡哲、任鸿隽：《一个改造大学诠释的提议》，《当代批驳》第2卷39期，1925年9月。
[10] 参见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轨制变迁考》（《张菊生先生七十生辰挂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金景芳《从抗日战斗时候的复性书院谈起》（《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挂念文集》第一辑，长沙：湖南东说念主民出书社，1986）和钱仲联《无锡国专的教会性情》（《文教贵寓》1985年2期）。
[11]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
[12] 康有为：《大同书》己部第六章，北京：古籍出书社，1956年。
[13] 《湖南时务学堂学约》，《饮冰室书籍•文集》第二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
[14] 参阅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八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15] 《时务学堂作业详确端正》，《中西学步调书七种》，上海：大同译书局，1898年。
[16] 杨树达：《时务学堂弟子公祭新会梁先生文》，《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上海古籍出书社，1986年。
[17] 李肖聃：《星庐条记》第39页，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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